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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中国政治未来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网络多元主义如何挑战官方正统/第三章: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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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调查结果,我们起草了一份初步的意识形态图谱,并提交给评审小组。16名评审小组成员选自各群组中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在调查参与者提及他们的名字后我们与其取得了联系),以及由受访者推荐的其他代表人物(基于“滚雪球”原则)。评审小组建议补充此前未纳入调查的意识形态标签。
基于调查结果,我们起草了一份初步的意识形态图谱,并提交给评审小组。16名评审小组成员选自各群组中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在调查参与者提及他们的名字后我们与其取得了联系),以及由受访者推荐的其他代表人物(基于“滚雪球”原则)。评审小组建议补充此前未纳入调查的意识形态标签。


在访谈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了意识形态图谱,并确定了意识形态群组的估计规模,以及它们在从普遍主义/民族主义到父权制/自由放任制两条标尺上的估计位置。基于对中国网民的调查、对中国专家和意见领袖的访谈,以及我们对网络社区的自身研究,我们识别出了11个被广泛认可的意识形态群组。
在访谈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了意识形态图谱,并确定了意识形态群组的估计规模,以及它们在从普遍主义/民族主义到家长主义/自由放任制两条标尺上的估计位置。基于对中国网民的调查、对中国专家和意见领袖的访谈,以及我们对网络社区的自身研究,我们识别出了11个被广泛认可的意识形态群组。


我们为每个群组选择了中性的名称,并在某些情况下避免使用原始的中文术语——例如当这些术语包含价值判断或在非中文语境中使用会产生误导时。我们还试图减少因某些中文术语既被用于自称又仅被用于指称他人而带来的混乱。
我们为每个群组选择了中性的名称,并在某些情况下避免使用原始的中文术语——例如当这些术语包含价值判断或在非中文语境中使用会产生误导时。我们还试图减少因某些中文术语既被用于自称又仅被用于指称他人而带来的混乱。
第106行: 第106行:
只要工业党将中共政策视为工业升级和高科技发展的最佳基础,他们就会与中共政策保持一致。然而,例如中国模式派往往倾向于拒绝“华盛顿共识”,而工业党则专注于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框架内提高中国的竞争力。他们认为,中国应当优先发展由市场机制驱动的技术,而非主要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引导来驱动。
只要工业党将中共政策视为工业升级和高科技发展的最佳基础,他们就会与中共政策保持一致。然而,例如中国模式派往往倾向于拒绝“华盛顿共识”,而工业党则专注于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框架内提高中国的竞争力。他们认为,中国应当优先发展由市场机制驱动的技术,而非主要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引导来驱动。


在讨论他们偏好的政治体制时,工业党并不争论诸如参与 vs 稳定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核心美德是**效率**,辩论围绕着哪种政治体制能够在实现这一目标上提供最佳结果。一些工业党认为参与式民主已经过时,只要专制体制不阻碍经济发展,他们就偏好专制体制;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自由民主制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讨论他们偏好的政治体制时,工业党并不争论诸如参与 vs 稳定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核心美德是效率,辩论围绕着哪种政治体制能够在实现这一目标上提供最佳结果。一些工业党认为参与式民主已经过时,只要专制体制不阻碍经济发展,他们就偏好专制体制;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自由民主制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对效率的追求也主导了该阵营对福利国家的看法,其观点比那些试图调和中国社会主义遗产与市场力量的阵营更接近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工业党赞成一个能够最大化投资回报和经济绩效的国家,例如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或减少浪费性支出。他们拒绝通过阻碍竞争和破坏透明度来扭曲市场的国家干预。
对效率的追求也主导了该阵营对福利国家的看法,其观点比那些试图调和中国社会主义遗产与市场力量的阵营更接近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工业党赞成一个能够最大化投资回报和经济绩效的国家,例如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或减少浪费性支出。他们拒绝通过阻碍竞争和破坏透明度来扭曲市场的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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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们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并不反映许多年轻城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现实。中国的结婚年龄持续上升,离婚数量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他们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并不反映许多年轻城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现实。中国的结婚年龄持续上升,离婚数量也是如此。


其他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或同情者批评新儒家的威权主义倾向及其所谓的反对进步。上述提及的自由派评论道:“当你声称自己是儒者时,你就不能去做过去100年、150年或200年里在中国被采纳的事情。”即使在意识形态光谱中偏向民族主义和父权制的阵营中,许多人也警告称,复兴过时的传统可能会将中国带回中国帝国衰落时期遭受外国列强“百年国耻”的时代,从而最终削弱而非增强民族国家。
其他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或同情者批评新儒家的威权主义倾向及其所谓的反对进步。上述提及的自由派评论道:“当你声称自己是儒者时,你就不能去做过去100年、150年或200年里在中国被采纳的事情。”即使在意识形态光谱中偏向民族主义和家长主义的阵营中,许多人也警告称,复兴过时的传统可能会将中国带回中国帝国衰落时期遭受外国列强“百年国耻”的时代,从而最终削弱而非增强民族国家。


=== 3.1.5 愤青:推行激进品牌的民族主义 ===
=== 3.1.5 愤青:推行激进品牌的民族主义 ===
第202行: 第202行:
== 3.3 中国的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但未被失声 ==
== 3.3 中国的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但未被失声 ==


自由派、全球派和美粉处于与具有民族主义和父权制色彩的愤青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光谱端。这些意识形态阵营推行普遍主义、多元主义、个人自由以及对经济的放任自由态度。他们的理念对党政体制的合法性构成了最直接的挑战。特别是自中共印发《九号文件》(该文件谴责了政治自由主义和人权的所有概念)以来,他们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官方认可的话语体系之外。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从网络辩论中彻底消失。自相矛盾的是,尽管一些网民严厉批评这些阵营过分“亲西方”,但他们的许多价值观和概念(如自由和民主)似乎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自由派、全球派和美粉处于与具有民族主义和家长主义色彩的愤青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光谱端。这些意识形态阵营推行普遍主义、多元主义、个人自由以及对经济的放任自由态度。他们的理念对党政体制的合法性构成了最直接的挑战。特别是自中共印发《九号文件》(该文件谴责了政治自由主义和人权的所有概念)以来,他们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官方认可的话语体系之外。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从网络辩论中彻底消失。自相矛盾的是,尽管一些网民严厉批评这些阵营过分“亲西方”,但他们的许多价值观和概念(如自由和民主)似乎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 3.3.1 自由派、全球派和美粉:最亲西方的阵营 ===
=== 3.3.1 自由派、全球派和美粉:最亲西方的阵营 ===
第236行: 第236行:
需要开展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来调查受访者将什么与这些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例如,“自由”一词是否意味着解放、自我发展、民主或人权的概念?或者它仅仅是指“购买自由”等物质选择——这是党政体制为了刺激国内消费而推行的概念?
需要开展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来调查受访者将什么与这些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例如,“自由”一词是否意味着解放、自我发展、民主或人权的概念?或者它仅仅是指“购买自由”等物质选择——这是党政体制为了刺激国内消费而推行的概念?


调查表明,在中国对“自由”的理解是有争议的。大多数调查参与者(54%)表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过少的个人自由”。然而,同一样本中的大多数人赞同,当符合国家利益时,应当暂停个人权利。像这样的发现可能表明,中国的许多人已经接受或拥抱了一种父权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比被孤立的中国自由派阵营的世界观更接近党政意识形态。
调查表明,在中国对“自由”的理解是有争议的。大多数调查参与者(54%)表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过少的个人自由”。然而,同一样本中的大多数人赞同,当符合国家利益时,应当暂停个人权利。像这样的发现可能表明,中国的许多人已经接受或拥抱了一种家长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比被孤立的中国自由派阵营的世界观更接近党政意识形态。


=== 3.3.3 孤立与激进化的自由派 ===
=== 3.3.3 孤立与激进化的自由派 ===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对自由主义治理概念的支持似乎已跌至历史新低。这一思想流派的衰落根源于对其中坚分子系统性的镇压、本土中国理论的兴起(这些理论提供了替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父权制方案),以及当前西方民主国家的信任危机。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对自由主义治理概念的支持似乎已跌至历史新低。这一思想流派的衰落根源于对其中坚分子系统性的镇压、本土中国理论的兴起(这些理论提供了替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家长主义方案),以及当前西方民主国家的信任危机。


然而,虽然自由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可能已被边缘化,但他们并未被失声。赞成政治自由化的网民继续在网络社区中发表意见,尽管日益严厉的审查大幅缩减了他们可用的空间和可见度。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找到正确的平衡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如果他们将这些群体进一步推入孤立的话语空间或回音室,他们就有可能使他们更加离心离德,并有可能使他们激进化。
然而,虽然自由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可能已被边缘化,但他们并未被失声。赞成政治自由化的网民继续在网络社区中发表意见,尽管日益严厉的审查大幅缩减了他们可用的空间和可见度。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找到正确的平衡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如果他们将这些群体进一步推入孤立的话语空间或回音室,他们就有可能使他们更加离心离德,并有可能使他们激进化。
第263行: 第263行:


一场国际危机可能会放大那些目前被中共视为过于激进的声音。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最终可能不仅会将中国置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对立的局面,还可能成为对中国自身领导层的威胁。
一场国际危机可能会放大那些目前被中共视为过于激进的声音。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最终可能不仅会将中国置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对立的局面,还可能成为对中国自身领导层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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