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中国政治未来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网络多元主义如何挑战官方正统/第二章

主要发现

• 自习近平接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来，中共加大了构建全面党国意识形态的力度，将其作为比经济表现或民族主义更为长久的合法性来源。其目标是通过树立对作为“西方”政治和经济体制替代方案的“中国道路”的自信，来巩固中共的长期统治。
• 与1978年以来的历届政府不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有着争取中国社会几乎所有阶层以获得广泛合法性并确保政权安全的雄心。它已开始利用新的渠道、形式和语言来动员中国多元的社会。
• 尽管党似乎意识到了将某些观点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可能会使其代表人物走向激进化的风险，但它依然选择加强对在中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控制。
• 如果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审查和压制措施，它将面临触及临界点的风险，届时广大社会阶层会认为其生活方式选择受到了威胁。到了这一步，就只有进一步增加压制措施才能遏制社会的反弹。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 习近平，2013年8月19日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党展开了一场在规模和范畴上自197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协调努力——在限制“西方”理念影响的同时，加倍努力构建统一的意识形态。这套理念旨在树立对中国发展模式（官方党政出版物称之为“中国道路”）的自信，并最终将其打造成可替代“西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可靠方案。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其最初的几次重要讲话之一中警告称，尽管中国取得了经济成功，但国家不应忘记苏联解体的教训。除了腐败和军队不忠之外，习近平将未能维持意识形态统一列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三大主要因素之一。2013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再次将“意识形态工作”称为“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对于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中国社会形成凝聚力至关重要。虽然对外界观察者而言，理念和意识形态似乎不如确保经济增长或遏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重要，但党似乎已得出结论：一套可靠且全面的意识形态对其生存至关重要。

本章考察中共在意识形态重建方面的努力，并解释当前意识形态推动背后的原因和目标。本章将表明，中共领导层认为，它需要以大多数中国人共享的全面意识形态为形式的规范性权力，将其作为比单纯的经济表现或原始的情感民族主义更为长久的合法性来源。

在中共看来，有诸多迹象表明，迫切需要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信（而非仅仅是民族自豪感），以防止精英叛逃、大众不满以及最终的政权崩溃。毕竟，西方国家对中国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公民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尽管关于互联网将导致威权政权走向民主化的预期并未得到验证，但党对21世纪的新传播环境深感担忧。新媒体绕过了党对信息的垄断。因此，习近平本人谈到了“舆论斗争”。中共不再仅仅与通过中国审查制度漏洞渗透进来的“敌对”理念作斗争，而是希望主动传播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在时事方面。其总体目标是通过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中共是现实最可靠的解释者并最终能够提供比自由民主制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指导原则更有说服力的选择，来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安全”。

2.1 逻辑起点：中共的合法性，中国的规范性权力

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既受对政权崩溃担忧的驱使，也源于一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规范影响力的意识。这与中共对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所阐述的政权安全概念的反思和拓展息息相关。一个在中国国内外被广泛接受的替代“西方”体制的中国方案，被视为巩固中共在国内执政地位的重要元素，同时也为其理念和概念赢得与其经济和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尊重。这两个领域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党希望在海外的思想权力也能增加其在国内的合法性。

一些观察家将习近平领导下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归结为打破了直至2012年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中共政策所具备的20世纪90年代的实用主义。然而，重新强调意识形态并非政策上的彻底倒退。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党内许多人长期以来认为迫在眉睫的、旨在适应21世纪挑战的果断举措。在胡温政府奠定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政府自2013年以来重申了对中共的控制并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

从党领导层的视角来看，阻碍意识形态统一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党自身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导致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继续进行市场改革以及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二是担心所谓的“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试图通过在华传播“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政治秩序概念，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以实现政权变更。

自1989年平息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城市抗议运动以来，这第二个叙事便以不同程度的烈度主导着中共的政治话语。在党目睹了2000年至2004年间发生在中亚、乌克兰和南斯拉夫的颜色革命之后，被危险理念颠覆的威胁再次被强调。随后，中共在2004年出台的一份决议中首次承认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党失去执政地位。2010年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重新引发了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担忧，并引发了新一轮的自我反思，推动了2012年以来意识形态的复兴。

虽然对政权安全的担忧显然是更为紧迫的驱动力，但关于中国不仅在硬性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而且在思想权力上回归大国地位的愿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在中共内部和体制内学者中被广泛视为将中国政治和经济模式塑造为“西方”秩序概念替代品的窗口期。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去监管化和监管缺失的弱点。中国学者主张，中国更为审慎的改革可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这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第一轮广泛讨论。

中共在对内战线上的意识形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信，也被称为“四个自信”。这些被共同塑造为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秩序以及普世价值概念的替代方案。为了实现其目标，党采取了双重战略：一方面开发和推广“中国”理念与价值观，另一方面攻击和限制诸如新闻自由和多党选举等被认为危险的“西方”理念的影响力。

虽然当前的倡议和措辞与以往的意识形态工作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领导层希望对人们的所思所想实施更为直接的控制，并采取了更为果断的行动。党对“意识形态安全”的追求意味着，以往几届政府仅在少数几个基本问题上阻止异见的最低限度做法不再被认为可行。相反，中共希望尽可能多的人积极支持它，并认同其对中国未来的愿景。

这催生了新的形式，使中国民众更有可能接受党的视角，但这也需要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法，如果过于限制或过分干涉人们的生活，这种方法将面临适得其反的风险。接下来的子章节将分析基本架构并考察习近平统治下的转变与变化。它们将介绍参与内容创作的参与者、党的意识形态库，以及用于传播中共意识形态和限制竞争性理念的渠道。

2.2 参与者：意识形态工作肩负于多方之肩——中共依然掌舵

图2.1：“中国道路”是如何形成的：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中的行动者、过程和目标受众

负责创建和传播党国意识形态的中共宣传官僚机构已经存在了数十年。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一方面，中共可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依赖成熟的结构和程序。另一方面，现有的官僚结构容易变得僵化，并抵制为了适应21世纪传播环境以及中共争取更多人而非仅仅制造冷漠或慑服异见的新雄心所必需的变化。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党通过引入新的参与者并信任他们生产此前由宣传官僚机构严格控制的内容，成功地推行了一些变化。

自2013年以来，在意识形态生产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大规模扩张，以出版物为“中国道路”提供学术支持。许多新老智库试图通过邀请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会议以及赴海外访问，来促进与外国机构的合作研究。部分原因是中共希望有更多的学术研究来支撑其替代“西方”概念和价值观的中国方案。

在传播方面，习近平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共新获得了将涉及政治内容的任务委托给非党派参与者（如公关公司）的能力。这些新的参与者找到了传播党的信息的新方法，特别是面向年轻一代。它们已经被整合到现有的多层结构中，下面将对其进行简要解释（另见图 2.1）。

首先，在最高层级，有几个在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被称为领导小组的专项工作组。在最顶层，有由刘云山领导的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亲自参与了该领导小组的事务，例如主持了2013年以及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举办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自2013年成立以来，已演变为网络空间宣传和审查的核心参与者。因此，其运作重要性至少与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处于同等水平。该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网信办），鉴于其对全国网络空间拥有的极其广泛的监管权力，似乎比标准的正部级机构更为权力庞大。在治理实践中，对中国极其迅速扩张的网络空间（包括信息传播和网络讨论的过滤）的引导和监管，导致了中共传统宣传实践的大规模扩张和转型。

此外，还有其他下属的领导小组，例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中央对外宣传工作小组，它们在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子领域提供协助。

在工作组层级之下，官僚组织负责日常工作。最重要的组织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重要的是其理论局），以及党政官僚机构中较低层级的对应部门。此外，宣传系统中还有其他部门，如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它们翻译、汇编和规范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文本。

学术机构和智库开展研究，用于支持中共意识形态，并为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基础。中国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层级研究机构以及全国各地的大学设有各种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和发放研究项目资助的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有专门用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项目的整块版块。

除了为意识形态生产提供巨额研究预算外，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智库和新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也为意识形态的生产做出了贡献。2015年，党出台了一份政策文件，概述了建立50至100个“高端智库”的计划。

最后，党的意识形态通过教育体系、通过党国媒体、通过各级党政部门组织的运动，以及越来越多地通过新媒体、卡通、视频和图解来进行传播。涉及传播的机构范围广泛，包括所有学校、大学和党国媒体，诸如共青团等组织，各级政府和党委，以及公关公司。

2.3 库藏：新旧理念的折衷融合

由于中国人口以及中共内部的多样性，一刀切的意识形态方法行不通。因此，挑战在于创建一种既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又不会过于碎片化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党还必须应对其1978年之前的意识形态遗产。这一点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尤为明显，毛泽东时期（1949-1976）作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卷土重来，无法与1978年后的时期割裂开来。

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基块由至少四个来源迥异的组件组成，它们被折衷地混合在一起：

首先，中共必须利用并妥善处理“共产党缔造者”的意识形态遗产。例如，不能为了专门聚焦于“中国道路”而彻底摒弃对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遗产的引用。然而，当旧口号或意识形态组件被复兴时，它们可以被重新定义以用于新目的。例如，反腐败斗争被一些评论员塑造为中国阶级斗争的新表现。意识形态遗产的其他部分在公开场合没有被过多强调，但继续在幕后发挥影响。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最重要的是拥有经过精挑细选和监督的干部名册以及严格政党忠诚的“先锋队政党”概念，在党的公开宣传材料中未被强调，但继续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发挥决定性影响。

其次，每一代领导人都必须利用其前任自改革开放开始以来留下的意识形态遗产。例如，胡锦涛和温家宝不能简单地忽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正如习近平不能单方面决定忽视胡和温关于更为平衡发展的理念（总结为“科学发展观”标签）一样。尽管如此，依然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根据中共意识形态需要跟上并继续反映世界变化（与时俱进）的原则，新领导人被期待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

第三，中共的意识形态选择性地吸取外国理念、制度和概念。最近，中共借鉴了新加坡由技术官僚实施的威权治理概念，并且通常也愿意借鉴来自民主制度国家的理念。尽管中共反对其所谓的“全盘西化”，但它愿意选择性地套用最初在西方学术界或西方政治环境中开发的概念。对外国理念的依赖以及认为需要将其适应中国国情的观念，自早期起就是中共自我定义的一部分。例如，根据党的主导叙事，毛泽东通过宣布农民而非工人是革命运动的关键主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四，党从中国传统中借用元素。这一点在胡温政府时期尤为明显，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宣称中国将和平崛起因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和平的，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赋予中国前现代历史以显要地位。习近平上台后，对儒家思想的引用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复兴，习近平本人也访问了孔子的诞生地。随后中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儒家思想的强调，重新聚焦于中国更为临近的毛泽东时代历史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即便如此，党依然选择性地将中国前现代历史中的概念整合到其整体意识形态中，并将“和谐”等“传统”价值观纳入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见下文2.4）。

尽管多年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依然试图保持一种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姿态。对于现任领导层而言，1978年前后时期（从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之间的深层意识形态鸿沟是最难弥合的。因此，尽管官方声明具有绝对断言的性质（例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共意识形态专家依然保持了“社会主义”内容和目标的可塑性。它们旨在随着党中央对最紧迫的“主要矛盾”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工作重心”的重新定义而改变。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适应性允许中共出台重大政策变更并在党内容纳不同的利益群体，同时历久弥新地维持着一套看似一致的基本社会主义“观点”。

2.4 新焦点：构建“中国道路”作为“西方”体制的替代品

在当前在习近平领导下推广的意识形态版本中，最明确的焦点放在了为应对独特中国“国情”而创建的中国体制的独特性，以及党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发达国家而工作的效率和无私上。中国决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而必须按其自身标准来衡量的基本信息，数十年来一直是中共论述的核心主旨。

然而，当前的具体工作比以往的倡议更为全面，以往的倡议通常聚焦于个别领域中的“中国替代方案”，例如中国对人权的理解。相反，中共现在系统化了其提出涵盖方方面面的“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中国“大替代方案”的尝试，从“协商民主”、“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秩序愿景（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更具体的概念如“网络主权”和“建设性新闻主义”（见表 2.1）。

表2.1：从意识形态库藏到经典体系：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

概念	定义
四个自信（2012*）	对中国整体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中国梦（2013）	在实现强劲而均衡的经济发展的同时，恢复中国在世界上受人尊重的地位
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	中国官方对外政策的宣传口号；世界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因此需要携手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	汲取自前现代资源、中国社会主义传统以及对民主和自由等概念重新解释的一套十二个价值观
四个全面（2014）	四个领域的政策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司法改革）以及全面从严治党
协商民主（2014）	在一党领导下吸纳不同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

* 年份表示开始广泛推广的时间

由于“西方”政治和经济秩序被视为对中共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共试图推广的大多数概念都是隐性或显性地作为对“西方”理念的响应和反模式而被制定出来的。例如，中国的协商民主概念被宣传为优于“西方”民主，因为它除了（非常基础的）选举之外，还利用了协商机构。

中共为了对抗“西方价值观”或“普世价值”并打击其眼中的中国道德真空而推行的一项重要运动，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项目始于胡温政府时期，旨在回应中国社会中被感知到的价值观缺失，或者认为中国社会唯一的价值观就是“钱”的看法——这种情绪在本研究附带的调查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谈中被普遍表达（见第3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中共希望所有中国人内化的12个不同价值观组成。它们被分为三个层面：国家、社会和个人（见表 2.2）。

表2.2：抗衡“西方价值观”与打击道德真空：中共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层面	价值观与准则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核心价值观明确包含了自由和民主等词汇，以表明“西方”并不拥有对它们的唯一解释权。

过去，中共通常将自己局限于属于中国国内秩序的概念，或者充其量局限于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和平崛起”等概念。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全面意识形态的寻求，包含了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更大角色的愿景。这展现了新意识形态政策的雄心：随着西方国家因内部或体制危机而削弱，中国看到了试图败坏“西方”名声并向世界提供全球秩序替代愿景的机会（另见表 2.3）。

表格 2.3 党国媒体如何展现“西方”：2016年《人民日报》与新华社核心论述汇编

表述	来源
“照搬西方民主的国家面临饥饿、贫困、动荡和流血”	新华社（2016年11月3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8日，2016年10月23日）
“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退，无法应对挑战”	《人民日报》（2016年7月8日）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基础之上，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	《人民日报》（2016年6月16日）
“中国模式（包括政治和经济）比西方模式更为先进”	新华社（2016年11月26日）
“西方国家忽视中国的进步，是因为中国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	《人民日报》（2016年3月19日）
“民粹主义的崛起使西方体制声名扫地”	新华社（201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2016年2月26日）
“西方国家由金钱政治所统治”	《人民日报》（2016年3月19日）
“中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西方模式的选择”	新华社（2016年7月10日）
“西方媒体并非中立”	新华社（2016年11月7日）
“西方并不拥有对民主、人权和自由等概念的唯一解释权”	《光明日报》（2016年9月8日）

很难评估中共是否能成功普及其理念。然而，研究表明，为回应1989年学生抗议而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党似乎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树立对“中国道路”自信的努力也将取得成效。

2.5 拓宽传播：触及所有目标受众的新渠道

为了巩固长期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和稳定性，中共的目标是赢得社会所有阶层，或至少尽可能多的阶层（仅排除被识别为代表“西方敌对势力”工作的“第五纵队”人员）。这体现在采取新的形式和语言，以比中共过去使用的相当僵硬的语言更好地传播并触及更多的目标群体。

然而，依然存在重要性的层级。干部和党员是最重要的群体：如果党不能说服自己的党员和官员，它在提出有说服力的叙事方面就彻底失败了。记者和教师等群体被党视为重要的放大器。学生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受众，因为他们被认为具有可塑性且对党的未来至关重要。2015年5月，中共将中国留学生、中外合资企业以及社交媒体公司的中国员工识别为需要拉入党官方轨道中的“新的社会阶层”。

通过任务化私营公司甚至外国公关公司来推陈出新地营销其理念和价值观，党希望触及更广泛的受众。中共早已认识到，内部使用的中式马克思主义语言沉闷不堪，几乎无法“鼓舞”大多数中国人，更不用说在国际上引起共鸣了。因此，除了提出新的中国概念外，中共还在如何以吸引人的方式销售这些理念（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上投入时间和金钱。因此，中共在短时间内为数字传播开发了一套全面的库藏，特别是针对年轻一代。自2011年底以来，中央党政机构、国有媒体和个体党员干部一直在建立政务微博账号。截至2014年底，微信上此类官方账号超过10万个，Sina Weibo 上有18万个政府机构及其代表的账号。其目标是快速发布官方授权的信息（包括时事信息），以便将领导层塑造为可靠、有回应能力和有创造力的形象。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还在推广其所谓的“新官话”，使党的语言更容易被“普通”特别是年轻中国人所接受。官员们被鼓励使用口语化词汇。

卡通视频或视频短片是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见表 2.4）。它们有时是为特定事件制作的（例如习近平出访或发布新文件）。它们中的大多数包含一到三个核心信息，例如“中共无私地代表人民工作以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像照顾自己的家庭一样照顾中国”，或者“美国的选举和政治被金钱所扭曲”。

表格 2.4 通过新形式推销党：传达中共信息的精选视频短片

视频短片（语言，年份）	制作方	核心理念
《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英/中，2013）	复兴路上工作室	中共为了实现中国梦，代表人民勤勉工作
《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英/中，2013）	复兴路上工作室	美国的选举和政治被金钱所扭曲，而中国的领导人则是经过精心遴选与锤炼的
《谁是习大大》（英/中，2015）	《人民日报》	习近平像照顾自己的家庭一样照顾中国。每个人都爱他。
《跟着习大大走》（英文，2015）	复兴路上工作室	美国从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中获益
《十三五》（英文，2015）	复兴路上工作室、天威长城（BBDO）	中国的五年规划建立在细致且周密的研究基础之上
《深改组两岁了》（中文，2015）	中央电视台	高效的专项工作组通过清除腐败和推进改革，代表人民英勇奋斗
《中国经济的功夫》（英文，2016）	复兴路上工作室	中国的“新常态”：经济放缓是预料之中、具战略意义且明智的
《自干五传奇》（中文，2016）	共青团	理性且爱国的自干五在混乱的互联网中为真理、秩序和网络安全无私奉献
《我是谁》（中文，2016）	中央电视台	中共代表中国人民无私且不知疲倦地工作
《“一带一路”睡前故事》（英/中，2017）	《中国日报》	中国致力于为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带来繁荣与和平，由一位讲英语的西方父亲以睡前故事的形式讲述给女儿听
《在中国生活有多棒？听听德国人怎么说》*（德/英/中，2017）	新华社（新中国）电视台	一名德国留学生呼吁学习中国创新且灵活的无现金经济

* 这个没找到原始标题，就按字面意思翻译了

尽管如此，其他经过检验的让人们内化理念或价值观的方法依然与这些新传播机制并行存在。例如，全国性的学习运动和鼓励向榜样学习的运动依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通过新旧方法的结合来传播的。一方面，公关公司制作精美的视频。另一方面，政府和党委挑选“模范公民”，通过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传播他们的故事。这确保了党可以针对从中国千禧一代到可能依然对旧形式有良好回应的老年或农村受众的任何人。

最重要的是，新技术的出现和处理大数据的方法将允许中共追踪并强制在中国人口中执行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在此领域重要性将不断上升的一个工具示例是社会信用体系，它根据各种标准向公民评分。

2.6 限制竞争：意识形态保护主义抬头

基于胡和温时期奠定的基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发起了可以说是自1978年以来最广泛的普及其意识形态的运动。其压制被认为具有敌意或危险理念的严厉措施干涉了包括教授、记者和律师在内越来越多人的个人和职业生活。2013年4月，中共内部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份被称为“9号文件”的指令禁止宣传七个“有害”概念，即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新闻自由、质疑中共历史成就、质疑改革开放及其“社会主义性质”。

伴随着构建更全面中国意识形态而来的审查和镇压，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保护主义形式。它们被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共感知到自己在面对“西方”时处于弱势地位（西强我弱），特别是在让国际社会听到其“话语权”方面。这种理念类似于通过排除外国竞争对手来让商业领域或慈善领域的“国家队”成长：党需要抵御外国竞争，直到中国自己的公司和 NGO 足够强大以与外国同行竞争或取代它们。

就像传播渠道一样，中共用于强制执行官方意识形态和从公共话语中消除不良理念的工具箱非常庞大，由一系列惩罚违规行为的不同手段组成。各级中共组织都被赋予了强制遵守党的意识形态的任务，类似于中共用来控制媒体的责任制。在这种制度下，个体编辑和记者可能会被追究个人责任并因违规而被罚款或解雇。例如，记者和编辑曾因未能注意到报纸转载照片中用英文标出的天安门，或因在转载外国通讯社新闻时未能删除涉及台湾的“国家”一词而受到惩罚。最近，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党委建立了责任制，以确定谁将对意识形态错误承担个人责任。这是控制人们出版、教学、研究和言论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因为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还要为其下属的言论负责。

根据党自身的定义，其一项关键任务是正确评估中国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便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中共领导人以辩证法思考：对他们而言，正确政策的关键在于定义阻碍中共发展目标和政治原则的最重要“矛盾”。随后政治资源被集中用于对抗和缓解引发这些矛盾的力量。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也适用于对政治观点的处理：致力于削弱和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敌对”理念和主角必须予以镇压，而探索性、“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只要不妨碍中共不断变化的优先议程，就可以被容忍。

中共目前通过将争议性问题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来处理讨论和异见，每一种类型都需要不同的回应：探索性学术问题、理解与误解问题以及政治上危险的问题（见表 2.5）。这解释了中国人与外国人（例如 NGO）在与中共打交道或仅仅在中国运营时可能体验到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如果对看似轻微的违规行为施以严厉惩罚，这意味着党的决策者做出了判断，认为潜在问题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恶意和破坏稳定性质。在习近平领导下，什么算作政治恶意的参数显然被扩大了。

表格 2.5 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解决方式：中共如何分类并处理讨论

问题类型	中共的看法	中共的处理方式
学术问题：中共尚未明确界定对错立场的议题	学术探索背景下的无恶意言论	在平等基础上的开放式讨论与交流
思想认识问题：中共已有明确立场的议题	被误导但并无恶意的观点	用“逻辑与合理论据”说服人们
政治问题：中共已确定唯一正确立场的议题	具敌意且预谋的挑衅	坚决反驳并打击错误立场

2.7 中共正在镇压与创新之间走钢丝

到目前为止，北京主要在重构和创新意识形态的硬件方面取得了成功：中共将新的参与者纳入到了意识形态生产中，开发了社交媒体等新渠道，并创造了新的形式。在这方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在采取更为接地气的风格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这与胡温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中共宣传人员倾向于使用僵硬、脱离时代的语言。

在自由民主制面临考验的时刻，“中国道路”目前正迎来助力。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被中共用来向其公民证明，直接民主和多党选举会导致“劣治”和社会不稳定。例如与华盛顿之间加剧的紧张局势，也可能会激发中国民众转向“中国道路”。如果中共能够在不求助于过分严厉镇压的情况下，继续构建一套与日常生活保持可靠联系的意识形态，它就可能成功赢得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支持来为其路线保驾护航。

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共在提出针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实质性替代方案方面并不是非常成功。此外，由于一套极其折衷甚至部分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库藏，意识形态概念不得不保持模糊。“四个自信”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距离日常生活的现实依然过于遥远。当前党国意识形态最明确的决定性因素是：它不应建立在“西方”概念和理念之上。如果中共继续通过宣布越来越多的议题为讨论禁区以及对异见人士施以严厉惩罚来扩大对政治空间的限制，它将面临疏远越来越多的人、将他们逼入地下并可能使其激进化的风险，其中包括处于有影响力位置上的关键公共讨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