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中国政治未来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网络多元主义如何挑战官方正统/第三章

核心发现

• 中共构建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面临着中国网络空间高度碎片化舆论的挑战。 网络讨论的大多数参与者属于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对于保障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 中国的网络空间充满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群组，它们围绕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理念展开竞争。 视所涉及的议题而定，这些群组对官方党政意识形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顺从或反对。
• 强调中国独特性的群组似乎获得了来自中共最大的制度和资金支持。 在光谱的另一端，那些支持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群组被政府贴上了过分“亲西方”的标签。
• 民族主义是我们随附调查中受访者的共同主题： 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应该更加自信/强势。
• 调查参与者对“西方”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然而，大约75%的调查受访者赞成“西方价值观的传播”。

正如第2章所展现的，中国党政体制正努力定义一套连贯且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面对党内拥有不同理念和利益的各派系，以及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异质化的中国社会，这绝非易事。在本章中，我们将介绍在中国网络讨论空间中所识别出的十一个持久且可区分的意识形态阵营——即便在一个严厉限制异见并对网络信息与传播进行几乎无与伦比的操纵和审查的体系中，我们依然梳理出了这些阵营。这些意识形态群组并不具备强大的组织凝聚力，也不与特定机构相挂钩。它们应当被理解为由表达极具相似思维方式、分享极具相似政治理念、概念和偏好的个体所组成，但这些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大多并无联络。我们认为，绘制此类群组的图谱，是展示中国通常隐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多样性的最佳方式；一旦现有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现裂痕，这种多样性将成为塑造中国未来的决定性因素。

特别是中国城市居民，因日益扩大的财富、教育水平差异以及生活方式选择而产生分化。房地产持有者的利益与寻求租房的年轻夫妇不同。拥有城市户籍的家庭比农村农民工家庭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年轻一代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性别和性取向等议题上可以自由做出各种个性化选择。中国城市居民也日益具有全球视野。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向海外输送如此多的留学生，也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在出境旅游时花费更多的资金。

基于这些不同的利益和身份，中国公民对国家及其角色，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持有着多样化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在热烈的网络讨论中得以表达。虽然中国网民无法使用如Facebook和Twitter等国际流行的社交媒体渠道，但他们可以参与各种国内网络社区；尽管受到监管部门的监控和审查，这些社区仍为公共辩论提供了重要平台。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对政治、经济或社会观点进行激烈争论的网络论坛中，并没有任何单一统一的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网民使用标签来指称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或志同道合者的立场，但他们也用标签来指称其政治对手。

研究这些网络阵营可以为探究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提供重要视角。在阻碍政治理念（特别是反对现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体制的理念）公开表达的体制中，许多网民使用对特定阵营的正面或负面标签作为表达自身意识形态倾向的载体。

方框3.1：探究中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群组

通过网络标签分析社会意识形态：关于MERICS和ERC进行的调查的基本事实

基于对中国网络社区的探索，我们起草了一份初步的标签清单，这些标签常被用于描述辩论参与者的政治立场。随后，我们在由个人网络中挑选出的100名精通网络的中国人组成的反思性探索调查中讨论并完善了这份清单，以确定这些标签及其关联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含义是否已广为人知。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样本偏差，所选参与者具有多样化的背景，且对该领域无学术研究视角。样本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组成，例如教师、企业家、医生和学生。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起草了一份全面的在线调查问卷，要求参与者根据所选的六个标签定位自身立场，并透露其个人政治态度与社会经济背景。他们还被要求列出各个群组的知名代表人物。该调查的1552名参与者由一家中国民意调查公司从中国各地的城市互联网用户中挑选而出（新疆和西藏除外）。该在线样本在性别、年龄、地区、受教育程度及社会经济背景方面的分布，反映了中国网民人口的整体结构。调查结果有助于洞察网络意识形态标签的通用定义及其社会接受度，同时也为探究其追随者的社会经济背景提供了线索。例如，相比于平均样本，对“毛粉”立场表示同情的调查参与者更有可能居住在中小城市。

此外，调查受访者还回答了关于价值观、市场经济作用、对民族国家以及欧美国家态度、以及偏好的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多项选择题。我们对问题进行了适当调整，以兼顾在威权体制下开展民意调查（尤其是政治议题）的难度。例如，问卷并未要求参与者直接对其个人价值观或民主等概念发表评论，而是要求他们列出他们认为属于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来自质性部分以及对各阵营认知与评价的回答分别进行了编码，并作为为意识形态群组赋予属性以及确定各意识形态群组最突出代表人物的基础。

基于调查结果，我们起草了一份初步的意识形态图谱，并提交给评审小组。16名评审小组成员选自各群组中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在调查参与者提及他们的名字后我们与其取得了联系），以及由受访者推荐的其他代表人物（基于“滚雪球”原则）。评审小组建议补充此前未纳入调查的意识形态标签。

在访谈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了意识形态图谱，并确定了意识形态群组的估计规模，以及它们在从普遍主义/民族主义到家长主义/自由放任制两条标尺上的估计位置。基于对中国网民的调查、对中国专家和意见领袖的访谈，以及我们对网络社区的自身研究，我们识别出了11个被广泛认可的意识形态群组。

我们为每个群组选择了中性的名称，并在某些情况下避免使用原始的中文术语——例如当这些术语包含价值判断或在非中文语境中使用会产生误导时。我们还试图减少因某些中文术语既被用于自称又仅被用于指称他人而带来的混乱。

这些阵营对官方党政意识形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顺从或反对。“自干五”与中共保持着最为紧密的契合，而“美粉”最有可能因传播所谓“西方价值观”而被贴上标签或污名化。一些阵营存在重叠，因为其成员分享着某些理念和信仰。例如，“全球派”和“自由派”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捍卫言论自由，并将其视为人类尊严（全球派）和民主参与（自由派）的前提条件。

将特定言论完全归入某一意识形态阵营并不总是可行的，因此该分析框架仅作为网络辩论中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光谱的一种近似表达。中国人口在近期历史中经历了多重意识形态的变迁，网民有时表现出的自相矛盾立场，正反映了甚至连中共内部都难以调和的意识形态阵营碎片化现状。

每个意识形态阵营对公共话语的影响力取决于具体的议题。正如第4章中对几个高关注度网络辩论案例研究所展示的那样，某些阵营在某一政策领域特别强大，但在其他领域却仅扮演边缘角色甚至毫无影响。另一些阵营可能因审查制度和禁忌而被边缘化，然而它们的观点却可能在特定议题上突破封锁进入主流。这些阵营之间的互动，展现了在中国整体受限的政治辩论空间中，依然存在着令人瞩目的、持久的多样性与非从众性。

意识形态的冲突危及中国的政治稳定：绘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集群图

图3.2：中国社会偏好多元思想和“西方”：主要调查结果

主要意识形态群组概况

意识形态群组	描述	典型追随者
自干五	“五毛党”一词用于指代传播中共宣传的有偿评论员；“自干五”一词则强调对中共理念的自发奉献。	网络评论员；常使用笔名；调查中的追随者相比平均水平倾向于较贫困且更具民族中心主义色彩。
愤青	中文术语“愤青”指代（如今已步入中年的）迫真左派分子。一群绕过审查制度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发帖的年轻女性自称为“小粉红”。激进追随者被称为法西斯派。	年轻、精通技术的大学生及年轻专业人士；调查中的追随者相比平均水平倾向于男性且出境旅游次数更多。
自由派	在中国语境下，该术语用于指代与民主活动人士所倡导的政治自由主义相关联的人士。	中年知识分子；许多人经历过1989年的抗议运动；拥有媒体和教育背景；维权人士。
全球派	在中国，“全球派”指代普世价值的倡导者。	中年知识分子；通常为律师、记者和社会科学家。
美粉	其批评者常使用贬义词“带路党”，将其塑造为一个旨在为美国霸权“带路”的“党派”。	中上阶层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调查中的追随者相比平均水平与外国人接触更多且出境旅游次数更多。
毛粉	怀念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过去；该阵营形成于不平等和腐败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在中国引发了毛泽东热潮的复兴。	中等城市的前任及现任国有企业员工；调查中的追随者生活在中国较小的城市，相比平均水平倾向于男性且具民族中心主义色彩，通常有出游经历。
新自由派	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与欧洲和北美的定义相似。	中上阶层企业家。
新左派	相比倡导1978年前社会主义的“老左派”追随者，更接近欧洲的福利模式。	学者，多来自人文科学领域；相比平均水平，贴近该阵营的调查参与者相对较贫困。
新儒家	信仰体系主要基于儒家经典文本与传统。	智库研究人员；私立学校教师。
中国模式派	主张具有独特政治和经济概念的“中国道路”。	智库及高校研究人员；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工业党	将技术进步视为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与中国模式派立场一致。	年轻、精通技术的知识分子；智库中的年轻研究人员。

3.1 强国之梦孕育出不同流派的民族主义

宣扬爱国主义并就通往国家强盛的中国特色道路展开辩论的意识形态阵营，似乎获得了最高的制度和资金支持。然而，并非所有这些阵营都自动与党政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取决于强国定义将国家强盛与中共统治等同起来的程度。由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时发生的暴力抗议运动，中共担忧极端的反西方或种族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失控并转而反对党。在接下来的子章节中，将解释由自干五、中国模式派、新儒家、工业党和愤青所代表的不同流派的民族主义。

3.1.1 自干五：爱国即爱党

自干五最接近党政意识形态，这使他们处于网络展示的中国意识形态光谱的中心。该群体在所有议题上都为中共政策辩护，其追随者将“爱国”与“爱党”划等号。它代表了中共日益提倡的“理性爱国主义”概念。

从外部很难看出自干五是自愿维护党路线（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还是付费评论员（五毛党）。基于我们的调查，可以说表达与该阵营立场亲近的受访者倾向于中共党员。另一个发现是，该阵营的同情者更有可能对自己的个人经济状况感到不满。

在所有阵营中，自干五在网络辩论中获得了中共最公开和积极的支持。党政的几项举措旨在招募这些人作为付费评论员。但有趣的是，他们似乎不必是中共党员。在网络辩论中，自干五的帖子很少被审查，反而被突出展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党政媒体及微博联合于2015年发起的“中国好网民”活动，代表了强调“传播社会正能量”的故事和口号的此类尝试之一。

与这些努力相一致的另一项活动是共青团的“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该活动也于2015年发起。在社交媒体上，中共要求自干五通过定期发布“积极”信息和批评“消极”信息来承担“重大舆论引导任务”。他们应该为北京大学著名文学教授张颐武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这意味着尽管批评者的声音很大，但他们在中国只占少数。

自愿的自干五得到了调查受访者的正面评价。他们与“客观”等属性联系在一起。调查受访者还将他们视为“爱国爱民”的“志愿者”。赋予他们的属性大多呼应了官方的党路线，尽管一些观察家将自干五（甚至包括自愿的自干五）比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并警告其过分热心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

3.1.2 中国模式派：寻觅“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派与打造连贯中国意识形态并反驳自由主义“西方”政治和经济概念被感知到的失败的官方努力步调一致。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民粹主义，将该阵营推向了党政意识形态的中心。中国模式派认为中国正与“西方”处于制度竞争之中。

与表现为虔信仰者的自干五相比，这一阵营的追随者对共产党的看法更为实用主义。他们将中共视为稳定的保障者，并主张相比于议会民主制，当前的威权政权具备更好的条件来进行理性决策和危机管理。中国模式派还指出，当威权国家向更为自由的政治体制过渡时（例如卷入“阿拉伯之春”的国家），面临着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的风险。

在经济议题上，许多中国模式派推崇“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这些概念最初由西方学者提出，用来描述一种替代“华盛顿共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定义的经济发展标准）的方案。中国模式派不同意许多此类“西方”政策处方，其中包括消除财政赤字、金融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呼吁。一些中国模式派主张实行“中国特色全球化”，这一短语呼应了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后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

中国模式派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上升到了目前的显赫地位，当时前总理温家宝将全球经济衰退归咎于西方国家，并开始推行“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如今，代表这一意识形态阵营的许多智库获得了来自中共的慷慨支持和大量的政府资金。这些智库中的许多正在研究被称为“国情研究”的“当代中国研究学科”。这种思潮包含这样一种观念：中国本质上是和平的，因此与其他崛起的大国不同，中国不会具有侵略性，而是将寻求“仁慈的和平主义”和“和谐的包容主义”。

中国模式派要求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大多数调查受访者认同这一观念。但也有批评者主张，该学术群体的学术独立性因其贴近党政体制而受到了损害。

3.1.3 工业党：中国与“西方”的技术赶超竞争

工业党将中国视为处于全球经济霸权竞争之中，并认为技术进步是这场竞争中唯一的出路。他们与中国模式派一样，认为“西方”试图将其政治和经济体制强加给中国。两个阵营拥有共同的目标，即增强中国实力并改变全球权力格局。与中国模式派类似，工业党自2008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开始获得关注。

只要工业党将中共政策视为工业升级和高科技发展的最佳基础，他们就会与中共政策保持一致。然而，例如中国模式派往往倾向于拒绝“华盛顿共识”，而工业党则专注于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框架内提高中国的竞争力。他们认为，中国应当优先发展由市场机制驱动的技术，而非主要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引导来驱动。

在讨论他们偏好的政治体制时，工业党并不争论诸如参与 vs 稳定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核心美德是效率，辩论围绕着哪种政治体制能够在实现这一目标上提供最佳结果。一些工业党认为参与式民主已经过时，只要专制体制不阻碍经济发展，他们就偏好专制体制；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自由民主制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对效率的追求也主导了该阵营对福利国家的看法，其观点比那些试图调和中国社会主义遗产与市场力量的阵营更接近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工业党赞成一个能够最大化投资回报和经济绩效的国家，例如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或减少浪费性支出。他们拒绝通过阻碍竞争和破坏透明度来扭曲市场的国家干预。

对于中共而言，这是一把双刃剑。工业党可以帮助为既定的经济改革凝聚支持；但另一方面，当党政体制的政策不符合其标准时，该阵营的代表人物也会毫不避讳地批评党政体制。一位著名的工业党人士抱怨道：“政府在无意义的福利和过度基础设施建设上花费了巨额资金。”在卫生政策方面，该阵营的知名代表批评国家补贴医疗，并希望限制“过度医疗消费”。工业党还非常直言不讳地指出地方层面的政策瘫痪，暗示了对习李政府反腐运动的批评，认为反腐运动导致了这种僵局。

在网络辩论中，工业党的论点更多基于数据和事实，而非像自干五那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则。然而，一些网民将他们仅仅视为自干五偏好的理性、更具科学性的表达。根据其他人的看法，工业党过于关注国家发展的“硬件”，过于内向，缺乏对中国国际关系或社会秩序概念的战略眼光。

3.1.4 新儒家：在中国帝国历史中寻求力量

中国模式派和工业党共享一种前瞻性的愿景（即中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塑造现代性），而其他阵营则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新儒家在中国需要强大这一目标上与中国模式派一致，但他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看法与中国模式派和工业党截然不同。工业党将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而新儒家则拒绝“西方”的现代性概念，主张中国应当从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独特性中汲取国家力量。

新儒家将“西方现代性”归咎为个人主义的抬头、家庭价值观（如尊老）的腐蚀、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乃至环境恶化。该阵营的代表人物将孔子的著作与道教和佛教的一些元素融合在一起，以锻造独特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概念。新儒家的平台“儒家网”甚至使用基于孔子诞辰而非耶稣诞辰的历法。

新儒学者主要引用儒家经典文本来为其对严密等级制度和“仁君”的渴望提供合理性，他们认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应当映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种“孝道民族主义”的概念与党政意识形态是相容的，因为它能够为中共作为“仁政执政党”提供合法性。一些新儒学者通过将中共塑造为帝国体制的合法继承者，为中共合法化其威权统治做出了贡献。

党政媒体有时强调传统对于实现习近平“中国梦”的重要性。传统的“天下”概念将中国置于世界中心，作为文明的最终源头，而帝国边缘的其他民族则被视为未开化的“蛮夷”。这一思想在“中国梦”概念对民族复兴的强调中产生了共鸣。

尽管如此，新儒家可能会对折衷的党政意识形态构成挑战，后者混合了一系列“传统”，其中包括被新儒家拒绝为“外来”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对基于教育和道德的精英政治领导力的信念（有时被称为“政治儒学”），往往被感知为与社会主义和毛主席相对立（反共立场，也反对毛主义）。毕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将儒家思想贬为封建思想体系。

新儒家在公众中引发了复杂的反响。一方面，自2000年代初以来，在对中国社会缺乏“道德”的日益担忧的氛围中，他们对儒家思想的提倡获得了关注。这种感知导致越来越多的父母将孩子送往由富有新儒家人士私营的学校。新儒家在公共辩论中也变得更加可见，批评计划生育政策和殡葬法规等问题。

另一方面，他们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并不反映许多年轻城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现实。中国的结婚年龄持续上升，离婚数量也是如此。

其他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或同情者批评新儒家的威权主义倾向及其所谓的反对进步。上述提及的自由派评论道：“当你声称自己是儒者时，你就不能去做过去100年、150年或200年里在中国被采纳的事情。”即使在意识形态光谱中偏向民族主义和家长主义的阵营中，许多人也警告称，复兴过时的传统可能会将中国带回中国帝国衰落时期遭受外国列强“百年国耻”的时代，从而最终削弱而非增强民族国家。

3.1.5 愤青：推行激进品牌的民族主义

愤青所推行的民族主义类型与此前所有阵营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外在的激进形式。与新儒家类似，愤青希望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划清界限。但他们并非将中国与所谓的有害影响隔绝开来，而是旨在对那些被视为损害中国利益的人进行报复。

与官方党政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性爱国主义”形成对比，愤青通过民粹主义修辞以及有时公开的排外主义来表达自己。他们的阵营由被称为“愤青”的中年毛派，以及参与“自发网络民族主义”以抗议“被感知为威胁中国主权”的事件的、受过良好教育且精通媒体的年轻人组成。

协调一致的网络行动（例如在台湾新当选领导人蔡英文的Facebook页面上充斥民族主义口号），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

调查受访者将这一群体视为呈现给他们的最大的意识形态阵营。他们将其描述为前中国留学生，他们对家乡在欧洲和北美媒体中的描绘方式感到失望。归国后，这些前留学生据称感到有责任站出来反抗从内部批评中国的同胞。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调查似乎表明出境旅游的经历在总体上并未削弱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具有很高的关注度，愤青似乎并未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至少在我们的调查中，对该阵营的反馈包含了总体上最为负面的含义。其代表人物被视为“极端”和“激进”，他们被感知为喜欢“批评社会”和“对现实不满”的人。后一种观察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对特定议题的夸大可能会使愤青面临嘲笑。例如，当愤怒的愤青抵制美国快餐连锁店肯德基以抗议国际仲裁庭对中国南海领土主张的裁决时，公众中的许多人将这种反应视为夸张过火（见第4章）。

愤青与欧洲和美国的当代民粹主义运动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镜像西方国家里的反建制修辞，他们转而反对据称想要主导中国的“白左”和“白自由派”。在此语境下的“白”指的是欧洲和美国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和社会包容的政治左派切面，但也指拥抱类似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法西斯派可能为最激进的愤青提供思想基础。自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击败“中国法西斯”蒋介石以来，公开的法西斯话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历史禁忌。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存在关于法西斯的讨论，一些知识分子捍卫或推行类似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元素是强烈的汉族至上主义，结合对强人领导者、强大军队以及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经济体制的偏好。这些学者中的许多人使用纳粹德国著名法学学者卡尔·施密特作为代理，来表达他们自己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厌恶（流氓左派和流氓自由派勿进）。

虽然自干五愿意接受中共的指令，但愤青的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则是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如果他们感知到党政体制在处理动荡的少数民族问题上过于软弱，或者在国际舞台上不够自信/强势，他们可能会对党政体制构成威胁。他们似乎也是最有力量发起排外抗议并呼吁采取针对其他国家的激进甚至暴力行动的阵营。

这些意识形态主张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对于中共领导层而言都可能是棘手的。民族主义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中是一个严重的去稳定因素。当自称汉族的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的西藏骚乱期间指责少数民族试图损害国家稳定和声誉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晰。

加剧的国际冲突（如南海的领土争端）可能会使更大一部分愤青激进化，并将他们的民粹情绪转化为法西斯意识形态。一旦该阵营获得势头，中共将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至少部分屈服于采取更为主导和激进的全球姿态的要求，尽管这对于一个严重依赖全球市场的国家而言可能是极其有害的。

3.2 利润与平等：不同阵营围绕市场角色的博弈

健康的经济发展（其中经济增长惠及所有人）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这就是为什么关于经济议题的辩论在中国社会话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自世纪之交以来日益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构成了三个阵营围绕市场与国家之间理想平衡展开博弈的背景。这三个阵营是：毛粉、新左派和新自由派。

对于中共而言，在经济辩论中没有明确的盟友。由于自身与自相矛盾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遗产（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到当今激烈的商业化）作斗争，党需要照顾到所有这三种思潮。如果党未能确保增长，它将面临合法性问题；但如果它未能成功遏制资本主义经济被感知到的过剩，它也将承担责任。中国领导层似乎已经认识到，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危及社会稳定，因为它们可能导致广泛的劳工抗议或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自上台以来，习近平一直强调巩固中产阶级作为中共合法性和权力基础的重要性。在2017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承认人们对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感到不满。

3.2.1 毛粉：对共产主义平等的怀旧

毛粉希望将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钟表倒转，重返国家主导的经济。他们将改革开放政策视为中国极端水平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他们还将新自由主义归咎为失业、金融危机和系统性腐败的根源。该阵营的代表人物共享对毛泽东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时期的怀旧渴望，当时经济竞争不像今天这样激烈，中国的稀缺资源得到更为均匀的分配。

这些观念在中小城市国有企业的下岗/前员工中尤为普遍，他们在许多此类公司关闭后目睹了个人财富和社区资源的衰落。调查显示，认同这一阵营的人往往是对自身生活水平不满意的男性。他们居住在人均 GDP 高和外商投资高的省份的可能性也最低。这种与外来影响的地理距离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识别为该阵营的调查受访者最有可能对“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表达负面看法。

除了偏好以前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外，毛粉还认同强人掌舵下的威权领导。他们将毛泽东理想化为更纯洁、更高尚的中国的象征，其公民据称拥有比个人物质财富积累更高的价值观。以推广慈善或尊老等集体价值观为目标，毛粉突出了诸如传奇士兵雷锋等历史榜样，雷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尊为模范公民。

毛粉给共产党提出了一个两难选择。其领导层无意重返国营经济，但也坚持一种历史版本，即“伟大领袖”的局限性被其成就所超越。毛泽东依然是中共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本人所言，对党缔造者的任何公开否定都相当于“对中共的否定”。此外，该阵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怀旧可能会转而反对当前被认为从中国经济开放中获得了不成比例利益的领导层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党政干部的子女不仅被称为“红二代”，也被称为“富二代”。

有许多例子表明中共在如何处理其毛主义遗产方面是多么矛盾。一方面，党政体制投资于“红色旅游”以歌颂中共的开始。但是，当河南省的企业和当地社区在2016年1月捐赠约三00万元建起一座已故领袖的巨型雕像时，地方当局将其拆除了。

薄熙来（前重庆“红色”市委书记，因腐败被判刑，这可能是与习近平权力斗争的结果）是拥抱毛怀旧情绪或至少利用它来提高自身知名度的最显赫的领导人物。他投资于保障性住房，并复兴了毛时代的文化传统，例如公开唱“红歌”。尽管薄不再对当前领导层构成挑战，但习近平采纳了他的一些修辞和政策方法。

与中共类似，中国公众的部分群体对复兴毛主义理念和使用毛主义标识保持警惕。许多人将毛的统治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调查中，毛粉被其他人归类为“极左”和“崇拜毛泽东”。调查参与者还将该阵营描述为对市场经济持最负面看法。

这一回应表明，就像愤青一样，毛粉并未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但他们的民粹主义信息在危机时期很容易获得影响力。

3.2.2 新左派：用社会福利国家驯服资本主义

新左派将“公平”置于利润之上。他们的主要关切之一是财富的公平分配，他们倡导工人权益和城乡平等。与新自由派不同，他们认为国家有责任通过干预经济来纠正这些不平衡。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偏离了其最初的使命。根据这种批评路线，它们现在不再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作为国家资助的私营公司行事，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

与其它国家的全球化批评者类似，新左派反对资本自由流动，将其视为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视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该危机导致了公共债务危机以及全球范围内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他们对均等机会以及社会和经济公平的强调，可与北欧福利国家的哲学相提并论。

这种在华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想，大约在1994年中国迅速增长的社会和收入不平等显现时首次崛起。这一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将中国现状与19世纪的欧洲工业化相比较，后者产生了富有精英和无法获得医疗保健及社会服务的贫困工人阶级。

该阵营的许多代表人物曾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使他们能够获得其他经济模式的第一手经验。但在近年来，许多追随者对西方体制感到幻灭。他们对欧洲对难民危机的不一致回应以及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制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感到担忧。放弃了先前对北欧国家的崇拜，许多人转而走近中国模式派的立场，以寻求本土的、提供社会正义的中国模式。

新左派与缩小城乡发展日益扩大差距、建立稳固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建成“小康社会”的官方努力是一致的。但就像工业党一样，如果他们感到领导层未能兑现承诺，他们可能会转而与中共形成对抗。

3.2.3 新自由派：全球资本主义的捍卫者

新自由派是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最直接对应物。他们希望沿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自由化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一阵营的追随者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如增长放缓和腐败等经济问题，是由国有企业持续存在的过大影响所导致的，这种影响引发了市场扭曲。该派别主张将企业从国家干预中解放出来。他们希望无论企业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应当置于相同的监管框架之下。新自由派反对福利国家，赞成将公共服务私有化，这使他们与另外两个关注经济议题的派别截然不同。

至少在目前，该派别对党政体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能动性，因为中国领导层对作为改革推动力的市场力量持模糊态度。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推行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要素，例如设立自由贸易区。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鉴于国内对脱缰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不满，中共也把新自由主义描绘成一种被证明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破坏性的经济体制。

在距今较近的过去，党政体制甚至针对该阵营采取了行动。2017年1月，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被关停。该研究所推行经济以及政治自由化，将新自由派的理念与自由派的理念融合在一起。该研究所的创办人茅于轼是自由市场的著名倡导者，也是毛泽东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茅于轼近年来也频繁冒犯毛粉，后者曾呼吁对其提起诉讼。在研究所网站被关停后，党政英文出版物《环球时报》在社评中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然而，该社评的网络版在仅数小时后便从《环球时报》网站上被撤下，这或许暗示了领导层对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态度。

在撰写本研究时，新自由派似乎并未获得太多的民众支持。在随附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赞同中国存在“过多的自由市场”这一说法。当被要求列出他们认为的主流价值观时，许多调查参与者回答了“公平”、“平等”和“社会主义”，但也有许多人列出了“金钱”或“经济”，这表明了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见图3.2）。如果发财致富被视为一种价值，中共的合法性将继续依赖于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增长，而不顾对市场机制负面副作用的担忧。正如一位接受访谈的知识分子所言：“当金钱成为一种内在价值时，就再也无法踩下刹车了。”

3.3 中国的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但未被失声

自由派、全球派和美粉处于与具有民族主义和家长主义色彩的愤青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光谱端。这些意识形态阵营推行普遍主义、多元主义、个人自由以及对经济的放任自由态度。他们的理念对党政体制的合法性构成了最直接的挑战。特别是自中共印发《九号文件》（该文件谴责了政治自由主义和人权的所有概念）以来，他们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官方认可的话语体系之外。但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从网络辩论中彻底消失。自相矛盾的是，尽管一些网民严厉批评这些阵营过分“亲西方”，但他们的许多价值观和概念（如自由和民主）似乎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3.3.1 自由派、全球派和美粉：最亲西方的阵营

自由派可以说是与中国政治异见有着最清晰历史渊源的群体。在中国网络论坛中被称为“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将自由主义的政治维度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或参与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发生的城市抗议运动，并且从未放弃对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政治制衡以及竞争性选举的追求。

美粉与这一观点密切相关，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专门将美式体制视为上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代表。全球派（也被称为“人道主义者”）则采取了更为宽广的视角。他们较少关注理想的政治体制，而是更多地关注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全球社会的必要性。他们与新儒家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将道德滑坡抱怨为中国的核心问题。然而与新儒家不同的是，他们并未提出一套独特的中国价值观来填补这一空白，而是推行普世价值和人权。

在调查中，自称受到自由主义理念吸引的受访者似乎对全球化持最为积极的态度。表示感到与上述阵营之一亲近的人对“西方价值观的传播”给出了高于平均水平的积极评价，并倾向于主张“文化自由主义”。调查还显示，认同这些阵营之一的受访者倾向于生活在人均 GDP 相对较高的城市化地区。

今天，自由派阵营的许多追随者并没有要求体制变革，而是呼吁在中共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党内民主），将其视为中国更为现实的前行道路。与此同时，他们担心如果体制崩溃，缺乏更广泛的民主经验可能会导致民粹主义和社会动荡。他们将“阿拉伯之春”期间的发展作为一种例证，说明当公民突然从专制政权中解放出来却对民主毫无经验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在与民粹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作斗争，因为他们认为这暴露了自由民主制决策过程中的缺陷。

党政体制已采取行动缩小这些阵营的空间，体制将它们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自由派和全球派试图在学校和大学中鼓励更开放话语的努力，因习近平时期这些机构政治控制的加强而受挫。许多更为直言不讳的党内改革派已被噤声。曾为过去较为自由派的出版物工作的记者已日益被替换，例如自由派期刊《炎黄春秋》及类似媒体的编辑部。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打击了人权和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自2015年7月以来，已有200多名活动人士、律师及其亲属被拘留或审讯。

3.3.2 对“西方价值观”的模糊认知

虽然党政体制明确拒绝自由派阵营，但公众中的认知则更为复杂。总体而言，社会对自由主义或“西方”治理模式的支持似乎有所下降。

文化大革命结束和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后，大多数中国人将政治自由化和现代化视为不可避免的，自由派尤其拥有支持其理念的庞大游说力量。1989年对城市抗议运动的镇压对他们的抱负造成了严重打击。在距今较近的过去，1998年试图注册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的失败，以及2008年自由派政治宣言《零八宪章》的发表（引发了严厉镇压并导致其主要起草人、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捕），是推动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道路的最后几次协调一致的努力。出于对镇压和政治迫害的恐惧，这些阵营的许多追随者在近几十年来离开了中国。

根据2002年“亚洲条形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在3100多名中国参与者中，有72%的人回答称他们认为民主体制“总是优于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九年后的2011年，只有52%的人表达了这一观点。基于最新的亚洲条形码调查数据（于2014年至2016年间进行），对这一表述的支持率已进一步下降至41.5%。当然，这种态度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在对《零八宪章》起草人进行镇压后，人们对支持民主理念产生了更大的顾虑。

即便如此，有证据表明，中国公众对民主体制日益增加的怀疑至少有一部分是真诚的。党政媒体定期报道台湾立法机构成员的争吵与喧闹，报道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印度存在的社会不稳定与贫困，以及报道全球范围内从希拉里·克林顿到唐纳德·特朗普等被指腐败或精英主义的政治家。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的研究人员如今将“自由民主制”描绘成仅仅是精英威权体制的掩饰。据社科院称，当“西方人”反思民主体制的功能失调时，他们仍试图将这种模式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却忽视了自由民主制的吸引力已经衰退的事实。

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被描绘成遭受着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危机，导致经济衰退、极端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教育资金不足。一些中国作者（通常属于新左派阵营）认为，这些差距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他们甚至将种族歧视（例如在美国针对美洲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归咎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作者们主张，在这样结构不平等的社会中，“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些人甚至声称，这些“弱点”导致西方精英害怕并攻击中国这一竞争对手。

这种被感知到的欧洲和美国的衰落，或许可以解释我们的调查受访者在描述这些阵营追随者时所使用的负面属性。美粉被指责反对党政体制或国家。他们被刻画为“崇洋媚外”、“意图抹黑中国形象”或“热爱美金”。当调查问题使用贬义词“带路党”而非较为中性的“美粉”来指代他们时，这种敌意还会增加。该词被理解为指代那些“为经济强国带路”的人，这一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被贴上了“卖国贼”和“间谍”的标签。

图3.3：受访者重视“自由”和“民主”：“你认为什么是主流价值观？”（回答开放式问题时使用术语的频率）

对自由派阵营极其负面的刻画与调查的其他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其他结果中，75%的受访者声称支持“西方价值观的传播”。此外，在对关于“主流价值观”的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中，“民主”、“自由”和“个人/自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些词汇（另见图3.3）。

需要开展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来调查受访者将什么与这些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例如，“自由”一词是否意味着解放、自我发展、民主或人权的概念？或者它仅仅是指“购买自由”等物质选择——这是党政体制为了刺激国内消费而推行的概念？

调查表明，在中国对“自由”的理解是有争议的。大多数调查参与者（54%）表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过少的个人自由”。然而，同一样本中的大多数人赞同，当符合国家利益时，应当暂停个人权利。像这样的发现可能表明，中国的许多人已经接受或拥抱了一种家长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比被孤立的中国自由派阵营的世界观更接近党政意识形态。

3.3.3 孤立与激进化的自由派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以来，中国对自由主义治理概念的支持似乎已跌至历史新低。这一思想流派的衰落根源于对其中坚分子系统性的镇压、本土中国理论的兴起（这些理论提供了替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家长主义方案），以及当前西方民主国家的信任危机。

然而，虽然自由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可能已被边缘化，但他们并未被失声。赞成政治自由化的网民继续在网络社区中发表意见，尽管日益严厉的审查大幅缩减了他们可用的空间和可见度。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找到正确的平衡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如果他们将这些群体进一步推入孤立的话语空间或回音室，他们就有可能使他们更加离心离德，并有可能使他们激进化。

只要体制保持当前的稳定性，这种激进化的潜能就可能保持潜伏状态，但一旦政府政策在政治或经济危机时期失去有效性并停止提供成果，这种潜能就可能被动员起来反对中共。

3.4 谁升谁降：不断变化的动员潜能

塑造中国网络辩论空间的重叠与竞争的意识形态阵营，为中共将公共舆论统一在连贯党政意识形态之后的追求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国相对多元的网络话语可以为哪些阵营在哪些议题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提供重要视角。第4章将在四个案例研究中检验这种动态。

尽管习近平追求一元化的党政意识形态，但许多政治和经济议题在中共内部仍属于内部争议的范畴。因此，引发争议的网络辩论有助于中共评估哪些论点更有可能获得民众支持。允许它们在指定的红线内展开，也使中共能够识别潜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目前，自干五和中国模式派显然是支持者。自干五有助于宣传官方党路线，如果党选择强调某一论点或不再强调另一论点，他们会迅速做出调整。中国模式派为中共提供了构建新兴“中国道路”定义的基石。党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来自中国模式派研究机构的新概念和新论点可以在网络辩论中得到测试。

允许网络辩论保持一定程度的多元性，也使中国当局更容易识别异见的程度及其原因。目前，美粉、自由派和全球派在意识形态光谱上距离党政体制最远。紧随其后的是新自由派，因为党日益试图与“西方”经济概念保持距离。这些阵营目前处于边缘地位，但并未被完全镇压，这使领导层能够评估它们的社会支持水平以及对党政体制的潜在威胁。

其他意识形态阵营在特定情况下和基于特定议题可以被党政体制动员甚至操纵。在推行产业政策时，工业党可能会成为盟友。在国际危机中，愤青可以被动员起来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当中共寻求将自己塑造为中国过去被理想化版本的合法继承者时，毛粉和新儒家就能派上用场。

但如果在危机时期这种动员转而反对党，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适得其反。一场经济危机（例如因国家干预导致增长急剧下降）可能会导致新自由派的复苏，而公众对国企改革的强烈抵制可能会使新左派和毛粉转而反对党政体制。这三个阵营都要求官员具备透明度和诚信，这解释了为什么领导层将反腐败斗争置于如此高的优先级。

如果领导层被视为无法提供透明度和问责制（例如在应对自然灾害、环境或食品丑闻时），这也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危机，从而使目前被边缘化的对更多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如果不是民主选举的话）的要求重新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自由派阵营复兴的可能性。

一场国际危机可能会放大那些目前被中共视为过于激进的声音。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最终可能不仅会将中国置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对立的局面，还可能成为对中国自身领导层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