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从狼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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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艾代米尔|2026年8月1日}}
[[File:Murat.jpg|thumb|穆拉特·卡拉亚尔琴]]
[[File:Mahir.jpg|thumb|马希尔·恰扬]]

一篇描述了一名右翼民族主义如何在与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恋情中成为伯恩斯坦主义者的文章。本小说同步在Pixiv发布。

我是穆拉特·卡拉亚尔琴（Murat Karayalçın），自从我读了尼哈尔·阿特瑟兹（Nihal Atsız）的《灰狼之死》，我就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图兰主义者。我当时还戴着灰狼组织的徽章，尽管我不知道灰狼是什么，只知道这能彰显我的图兰主义观点。中东科技大学校长曾托人问我为什么我要带着这个徽章，我生气地回答说：“为什么要摘掉？这是我的一部分。”

我当时一度以为我一直会是一个图兰主义者，一生也不会动摇。直到我遇见了他。

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转学到安卡拉政治学院后。当时我在读完一年英语预科班后发觉英语对自己还是太难，于是被迫放弃了正式课程，转学到了安卡拉政治学院。“到了新学校之后，我该如何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我该如何去面对那些新同学？”这样想着，我低着头在新学校的过道里走着。这时，我的眼角瞟到面前有一个英俊的男人。我心中的一根弦触动了，仿佛我与他的相遇是千年来沉淀的结晶。我抬起头来，走上前去对他说：“同学，我最近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你可以帮我吗？”

眼前的人停下了脚步：“能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问出这种问题，你还真是信任他人啊……不过放心好了，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有什么问题尽管说，我会帮忙的。”

我几乎是抽泣着说完了自己对可能不适应新环境的焦虑。眼前的人在我说话时不时微微点头，仿佛若有所思。当我终于倾诉完我内心的不安时，我感觉到自己心中的一块巨石微微开始卸下。这时，那人说：“尽管你在学校里暂时还没有其他新朋友，但你已经认识我了。我愿意做你的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会帮你解决的。好吗？”

听了这句话，我心中的巨石彻底卸下来了。我靠着他的肩膀说：“那可真是谢谢了！对了，我叫穆拉特·卡拉亚尔琴，你叫？”

“马希尔·恰扬（Mahir Çayan）。”那人回答道。

就这样，我和马希尔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阶梯教室上课时，我们经常并排坐在看台上听课。我们俩还不怎么去上课，而是花很多时间在食堂里下国际象棋。因此，我们在大二还一起报了会计课程补习，单独请老师辅导。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了他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最初为此而困惑：“我之前右翼朋友的说法不是告诉过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都是冷酷无情的吗？可是为什么我在和他的相处中却完全感受不到这点……”直到有一天，我在帮他收拾他回伊斯坦布尔的行李时，看到他的行李中带着一张法国歌手雪儿薇·瓦丹的照片。我顿时明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那种总是冷酷无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存在的。

在大三的一次学生会选举前，马希尔找上了我。在犹豫了好一会儿后，他开口了：“我希望你能够在学生会选举中代表右翼团体参选。作为交换，我会在学生会选举中，在你发言时提一些照顾性的问题，好吗？”他在说这段话时眼神闪烁着，像是做错事害怕被发现的孩子。

“既然是马希尔的要求，我肯定会答应的！”我毫不犹豫地说。

“不过，穆拉特知道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要求吗？”马希尔小声地说。

“当然是因为我们之间是朋友啊！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助的。”我回答道。

“你还是这样信任他人呢。不过这其实是因为我担心我们社会主义团体推出的候选人图鲁尔·巴亚尔（Tuğrul Bayar）击败不了中左翼团体推出的乌卢奇·居尔坎（Uluç Gürkan），希望你可以分散中左翼团体的选票。我利用了你，你不会生气吧？”马希尔绞着手指说道。

“怎么会呢，我还很高兴马希尔能向我坦白呢。”我回答道。

马希尔感动地抱住了我，我也紧紧抱住了他。不过，最终马希尔的算计还是没有成功，乌卢奇还是赢得了学生会选举。我注意到人们在学生会选举中谈论着“上层建筑”“下层建筑”之类我不懂的词语，于是去问乌卢奇这是什么意思，他向我推荐了波兰左翼经济学家奥斯卡·朗格的书。我还读了土耳其中左翼政治家比伦特·埃杰维特的《中间的左边》。

但这不是我转向左翼的最终原因。我在阅读中了解到了米尔赛义德·苏丹-加利耶夫的名字，并对这位民族共产主义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我和朋友一起去了阿贾兰·萨耶尔甘（Aclan Sayılgan）家，邀请他来政治学院讲苏丹·加利耶夫。我至今记得，他在演讲时看到了当时还是大二学生的伊尔贝尔·奥尔塔伊勒（İlber Ortaylı），说：‘既然伊尔贝尔·奥尔塔伊勒在这里，你们为什么还要问我关于苏丹-加利耶夫的事？’我们都惊呆了，接着伊尔贝尔上台做了一场关于苏丹-加利耶夫的精彩演讲……苏丹-加利耶夫在我转向左翼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与马希尔的友谊，特别是我发现他在回伊斯坦布尔时会带着雪儿薇·瓦丹照片的经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我从马希尔的生活中看到的那些共产主义者生活中的人性，才使我破除了对左翼的偏见，愿意去了解那些左翼的理论。

之后的一天，我参加了一次公开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有人说“穆拉特是被左派打破头之后才变成左派的”。我知道这是指我曾经在卖右翼报纸时被左翼袭击，因此被送往急诊。但我不是那种因为仇恨而选择立场的人，只有思想能够说服我选择立场。我试着反驳，但因为不想激化冲突开不了口。最终，我气愤地冲出了会场。

我在会场外的走廊走着，遇见了我的朋友马希尔。马希尔对我说：“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我向马希尔倾诉了我在讨论会遇到的烦心事，马希尔一如既往地认真地听完。马希尔告诉我：“你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知道你一向信任他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信任，你也不必把每个人的话放在心里。因为没有人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不管你再怎么满足其他人的需求，也总是有人会反对你。你只要知道这件事就好了：我喜欢你，而且会一直支持着你。”

突然接到了暗恋已久的人的表白，我愣住了。马希尔看我没有反应，把我推到墙上，对着我的耳垂吹着热气。我红着脸说：“是的，马希尔，我也喜欢你！”

马希尔突然亲了上来，把舌头伸进了我的嘴中。我笨拙地迎合着，用自己的舌头舔舐着马希尔的舌头。许久，我们的舌头分开，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想我或许这辈子都忘不了马希尔了。

然而，我与马希尔终究还是分道扬镳了。马希尔是主张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有政府；而我是主张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在现有的国家机构内改良政府。这意味着就算我们再怎么热恋，也无法走到一起。在大学学业结束后，他参与了土耳其革命青年联合会，而我决定加入国家计划组织成为一名官僚。在分别的那一晚，我在床上哭了出来，泪水沾湿了我的枕头。几年后，我在新闻中看到了马希尔在与军政府的斗争中牺牲的事。我为此又大哭了一场，下定决心：尽管手段不同，我仍然要带着马希尔的精神活下去，尽我所能通过议会斗争把土耳其改造成一个左翼国家。